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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 Self-identity building学术文献中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别的基本论调似乎向来如此：东方基本属于集体主义文化 (collectivistic culture)，相对而言，西方是个人主义文化(individualistic culture)。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建立自我形象(self-identity) 是个人的态度和选择的结果。那么，在东方这个集体主义文化中，特别是在日益包容和多元化的转型社会里，个人要如何建造自我呢？企业，要如何建造品牌呢？而国家，要如何塑造国家形象呢？
有位朋友说自己从小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那么，他中的是什么规和什么矩呢？而这个规和矩是由谁制定的呢？我想很多人，包括我，都是从小到大“中规中矩”的人，当规和矩模糊不清的时候，就遵循着最安全的“随大流”原则，安生地过着日子。得到权威的肯定，恐怕是那个时候所有努力的最大动力或压力吧，所以，很多时候，个人选择与兴趣和态度无关，只关乎这个社会所认可的所谓“功成名就”的标志。而“自我”，顺从又小心地活在权威的阴影下，久而久之成了习惯。《集结号》那个男主角，似乎穷其一生的努力和艰辛，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组织（权威）的认可。但时代在发展，对于我而言，随着年龄增长，经历着不断变化的社会和规则，若看到越来越多的操纵“规矩”以渔利的事例，导致心目中那些权威或神话逐个破灭，那个“自我”开始无法在旧日刻板的“中规中矩”中安然度日了；企业也日益发现关起门来坚持“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信念并不完整；国家也似乎对外界的偏见不知所措... ...
今天和老朋友吃饭，回顾了一段操纵“规矩”以渔利的亲身经历。
虽然有很多想法，但我始终都是一个“中规中矩”之人，对资本市场的认识，最初来自教育和对财经信息的编译。懂得一点金融知识，对引发资本市场波动的各种宏观或微观信息非常敏感，也可用类比法、贴现法等进行企业估值... ... 但对真实资本市场的亲身感受，却来自一段工作经历。
2000年那年是茫然的一年。当时还没有从申请去美国留学但签证四次被拒的阴影中走出来。最初和小菜几个人新华社大院里编译标准普尔的财经新闻，那时候，就是新鲜地体会着西方资本市场的脉搏，作学生状严肃认真地请教或谈论听起来时髦的专业词汇，我也以为自己在真正地实践书本知识了，一直兴奋不已。直到莫名其妙地和小菜一起被一个非常聪明、斯文干净、态度温和又精通四国语言的资本运作高手调到撰写英文稿件的编辑台，成为最初的两名编辑台的员工，在曾经是路透社和法新社资深记者的指导下，学习编译和撰写中国大陆的财经新闻。那是一个新成立的新闻机构，管理层全部都是外国人，印象中他们不是拖着行李箱穿梭于办公室，就是赶去机场，常年在天空飞来飞去。最大的疑惑是：他们对编辑台，也就是生产核心产品的部门一直很漠然，让兢兢业业工作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很快在茫然中转投路透社。但此后的几年里，这个机构就在几个深谙国外资本市场的运作高手（均系外国人）的操纵下，不露声色但马不停蹄地吸引风险投资、招兵买马、通过兼并和收购以技巧地撰写或粉饰财报... ...搭建了一个足以让外国投资者信服的成熟规范又“盈利”的“看起来很美”的框架。这几个行踪神秘的外国人，将对国际资本市场规则的理解和各种中外社会资源，包括员工、政府机构、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偏差、甚至向来以严肃著称的中文财经媒体等资源娴熟地操纵于股掌之间，魔术般使其作为“中国概念股”先后成功地登陆东京和Nasdaq，融得大量资金。
没有内核，都可以通过包装形象来操纵资本，创造"耀眼故事"（也许泡沫会破灭，也许在破裂前有新的转机）；我并非推崇华而不实地误导大众。而是亲眼看到很多“朴素”但有丰富内核的的中国人、公司、甚至国家，欠缺或不太关注形象建设，因而无法做到“表里如一”，造成误解和损失。
发达经济体，就是developed economy，也许翻译为“成熟经济体”更为恰当，是有很多规矩的经济体。规矩多了，自然可“操纵”的机会也多了。在发达经济体中，除了循规蹈矩地执行规矩的机器人，就是极少数懂得操纵这些规矩的聪明人，很多时候，就是所谓的规则制定者或者进行“金融创新以规避管制”之人。我猜测，曾经外企愿意雇用新加坡人或港台人做亚太区的管理，原因不仅仅因为他们英文流利，因为英文流利的中国大陆人也很多，很大可能在于他们更加细致、有效并循规蹈矩地执行既定规则，用起来更踏实；而中国大陆的人学到了规则之后，哪怕只学到了一点点，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就出去单干了。
只是，在学习建设自己的城堡之际，我们关注的，不应只是闷头儿做出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一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老大作风，也许可以更多地学习如何建造细致、规范、温和、可信并受人（特别是我等平庸小民）尊敬的企业形象，学习建立品牌价值，在国内，也在国外... ... 当然，目的不是为了“操纵”和“愚弄”我等陆上小民，而是为了传播真实，实现“表里如一”  7月16日 找工作也来晒晒最近几个月找工作的经历吧。从1月开始投简历以来，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为了找工作，有时担忧、有时抓狂，有时疲惫，当然，也有时惊喜，不过乐观如我，其实多数时候还是充满希望地在期待着。
我的首选目标在大中华区，具体说来是香港和北京两地。当然，无论在哪里，career path是我最关心的。去哪里都高兴。
三年多以前，在收入的诱惑下，选择进入投资银行做翻译，当然，除了收入诱惑，参与并了解一些投行交易的流程和内幕，也十分吸引我；特别是翻译有director的权限进入到多笔交易文件，那些阅读让我试着摸出一些交易的规律，每当有新的发现，并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看法也评价后，都会像小孩子那样窃喜一阵。当时，同时放弃的是去一家欧洲大公司做PR的机会。
那样的选择，让我错失了进入PR领域的机会，但也让我分别从媒体和投行两个角度去了解资本市场和融资交易。
那几年的我，多数时候安静地在电脑后面写作或编译，像是在不断学习，以满足头脑中不断涌现的好奇。大学毕业后好几年时间里，就是一心一意地去big names，看看到底是什么筑就了这些big names. 而那些经历和观察，让我感动于文化、细节和规范，同时也让我曾经想象过的一些完美神话被打破，渐渐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潜质和能力，走出自己的道路。内心的基石转向上帝，而非人。同时，那样的积累，也让我有信心并期待进入金融和传播交汇的IR（投资者关系）领域，更多地与人打交道，传播理念。
几个月来，这样的职业发展期待在现实中受到很大的挑战。北京的agent联系我，都直接问我，是否有直接的工作经验，必须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或至少job title是一样的。我没有。于是他们就问我是否愿意联系和两年前相同的工作机会，也许职位senior一点或者薪水高一点
只是，在agent那里，我所期待的机会并没有出现 … …
一想到自己在失业，总难免后悔当初怎么那么理想主义，连到手的面包都没要。处在十字路口，要么回到老路上，要么继续等待，直到有人认可我的努力和积累，并信任地提供一个让我期待已久的舞台让我成长。
过去的一页已经翻过，现在是一个烦恼的过程，但无论未来如何，只有继续努力，能给我保证的只有我自己... ...GOD BLESS 7月6日 途径香港很多人都认为，香港和新加坡很相像。也许，很多方面是相似的：开放、小型又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华人社会；在亚太区很多行业，比如private banking领域的竞争... ...可在我眼中，对比新加坡的整洁规范和一成不变，香港多一些风情和活力。
阴雨交加的天气里，掂着脚走过充满咸鱼味道的街区，在电车总站上车，一路向东坐到终点。洋溢着殖民地风情的古老建筑，喧嚣的铜锣湾，散发书卷气的中央图书馆，繁忙而有条不紊的中环，夜夜笙歌的兰桂坊... ...提着公文包，西装革履行色匆匆的公司职员；在繁华地段的天桥上摊开方巾，摆上小吃和饮料，四周席地而坐的菲佣；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直到傍晚时分才四散而去的游行队伍... ...无论何种职业，似乎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快乐地生活。只是，那些眩目的品牌店争先恐后地亮相，依山傍水的山顶别墅和破旧的民居也形成强烈对比，似乎在压迫着人们努力赚钱。
 小菜带我去了赤柱和维多利亚港。她的生活节奏看起来比在北京时紧张，生活也更加孤单，但我还是很羡慕，因为觉得那个舞台更加适合发展事业和潜力... ... 她取得的成绩，在我看来已经很好了，可她总是轻描淡写。她对自己的要求还真是高啊
 不过，所感受的苦恼，也许只有自己清楚... ...祝福ing！那样快节奏的地方，时间似乎是最奢侈的资源。抵港后第二天，因清晨大雨滂沱之故迟到了二十分钟，两周前确定的一个约见就被对方取消了，人都没见到就被秘书打发了。我失落地走在大街上自责着，感受挫折与残酷。那个社会里的自信，需要历经更加严格的挑剔之后，才有可能逐步建立起来。在那个社会里建立自己的identity，需要更高标准的自律而不是借口。 自由出入的中央图书馆里，中英文书籍都不少，比起满眼英文书籍的新加坡那些图书馆而言，更加符合我的口味。不知为何，新加坡的图书馆似乎设施更加现代、便捷和宽敞，可在那里，并没有一整天，让我如此专注并安心地阅读。公共汽车的刷卡系统，在新加坡可以精确到cent，不同的乘车里程，会精确地自动计费，还从未出过差错；香港的电车则一刀切，均为两元港币。呵呵，怎样都好 ：）只是北京，何时也可以有这样便捷的图书馆和方便的交通呢？
在九楼的财经类书籍里找到格老那本书，忘记午餐时间而一口气投入地看完了有关中国那部分。他的判断和经历，会打动我，因为可以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旁观者娓娓道来的真实。关于市场经济和财经，曼哈顿的专家都推崇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相信"knowledge can only be gained from facts and numbers." (P39) 他也一度认为，这就是“the exact philosophy for the age"。但是， 这样的分析里面不包括价值观、道德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等因素，而这些游离于所谓的serious thought之外。"There are no moral absolutes: values and ethics and the way people behave are reflections of culture and are not subject to logic"。而在我看来，这正是格老在书中的中国章节部分所主要描述的，是他作为与中国政府高层打了多年交道的美国前央行首脑的经历和观察。很多在中国人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他那里有不一样的感受。比如，朱镕基总理在卸任后仍能在政府决策中发挥影响力；比如，市场经济导入之后，一名官员告诉他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定价转为市场定价后，他所从事的工作轻松了很多，这时格老会在心理揣测，不知这位官员是否知道他此言所蕴含的意义，那就是"as markets take over,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shrinks."他曾经认为，香港回归后，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难以存活。而之后的几年里，这样绝对和定性的预测，到后来演变较为全面和深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经济发展的主题压倒一切，意识形态的争论似乎已经成为历史。中国将维持"authoritarian, quasi-capitalist, relatively prosperous regime for a time." 他仍坚持认为 "without a political safety valve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 doubt the long-term success of such a regime"
喜欢香港，小巧玲珑、细致入微、开放包容而并不狭隘偏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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